2007年3月4日，牛津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首次提出了“中美共同体”（Chinamerica）的概念。一时间，“中美全球共治”、“G2”成为热点。彼时，大多数人不能想象，中美两国将在贸易、科技等领域爆发今天这般规模的冲突。

今日中美之争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欧美民粹主义抬头的根源是什么？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否必然会导致与先发国家的进一步对立？全球化是将继续，还是会倒退？这些都是本文将要论及的内容。这些看似宏大的问题，已经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本文将从“全球化”这个视角，来深入剖析今日的局面。

美国今天仍是全球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但在一个经济强盛的国度，出现民粹主义浪潮是难以想象的。美国民粹主义的抬头，源于其国内体制遭受的挫折，直接表现为美国国内不平等程度的恶化，中下层民众经济水平持续倒退。在2016年11月特朗普“意外”当选后，对中下层不太关心的美国商业精英阶层，也开始关注过去十几年来关于“全球化”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国内体制和全球贸易体系展开反思。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里奥（Ray Dalio）在2017年10月23日发布了一篇研究报告《我们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Our Biggest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理解美国今天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因素。我们在此结合以下欧美学者的观点加以论述，这些优秀的学者包括：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ro），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彼得·林德特（Peter H. Lindert），布兰第斯大学教授、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德国马普研究会研究员埃里克·莱曼（Erik E. Lehmann）以及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一、美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达里奥在2017年的研究报告中，将美国民众从经济上划分为前40%（Top 40%）和后60%（Bottom 60%）两个人群。自1980年以来，美国实际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虽然基本持平，但前40%人群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后60%人群家庭平均收入的4倍。在后60%人群中，只有1/3能够将其收入储蓄起来（以现金或金融资产的方式）。也即，有40%的美国人都处于“月光族”的状态，无法存下任何收入。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4年的一项报告，1983-2013年这30年间，位于后33%美国人的实际财富均值事实上在下降，从11,400美元跌至9,300美元；位于中部46%人群的实际财富均值，在这30年间一直停滞不前（仅从94,300美元增加至96,500美元），而位于前部21%的人群，他们实际拥有的平均财富在这30年间翻了一番，从318,100美元上涨至639,400美元（戈登，2018）。

皮凯蒂做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今天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70%，其中有一半为最富有的1%人群所拥有；在10%人群之下的中部4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大约25%（其中很大部分是房产），剩下50%的底部人群，只拥有全部资本的5%（皮凯蒂，2014）。如果再具体的话，今天美国收入最高的0.01%人群，他们的收入70%来自资本；如果扩大到收入最高的1%人群来看，他们的收入有60%来自劳动收入，这主要是跨国公司高管、金融家和超级明星的劳动收入（索洛，2015）。而那些超级经理人，也即美国大公司的CEO薪酬与普通工人工资的比率，从1965年的20:1上升到2014年的300:1，从1978-2013年，美国CEO的薪酬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增加了10.2%（赖克，2016）。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贫富悬殊的现状。

2019年5月23日美联储发布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Federal Reserve Board issues Report on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U.S. Households，2019.5.23），在遇到紧急意外情况需要支出400美元时，有39%的被调查者无法以现金、储蓄或者信用卡的方式进行支出，其中27%的被调查者需要向他人借款或者出售自己的物品才能应付这400美元的紧急支出，而剩下12%的被调查者则完全无法应对400美元的紧急意外支出。这仅仅比2013年美联储同样调查所显示的情况略好，该年有50%的被调查者无法自行应对这些看似金额不大的紧急意外支出。

更大的挫折还在养老、教育、寿命和医疗方面。

达里奥的报告指出，美国后60%人群中，只有1/3的家庭拥有退休金账户，这意味着后60%人群中有2/3的家庭没有退休金账户。而那些拥有退休金账户的后60%人群，养老金账户（如401(k)账户）平均不到2万美元。

教育方面，前40%人群在教育上的支出是后60%人群的4倍，但前40%人群的学生债务（student debt）只占其总负债的5%，而后60%人群的学生债务却要占到其总负债的17%。美国的本科毕业生有将近70%在离校时身负债务，平均负债超过3.5万美元，1/8的毕业生在毕业后需要偿还的“优秀学生贷款”超过5万美元。截至2016年，美国仍未清偿的4,330万学生（包括在校生、毕业生、肄业生）的助学贷款总计超过1.3万亿美元，超过40%的学生贷款人已经拖欠或者违约（桑德斯，2018）。教育支出让美国中下层负担沉重，随着美国制造业的不断萎缩和外迁，中下层就业渠道的不断收窄、实际收入的持续下降，使美国中下层的年轻人逐渐对生活丧失信心和希望。

希望的丧失，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死亡率不降反升的主要工业国家。对于后60%人群而言，过早死亡（premature death）自2000年以来上升了大约20%，主要原因是毒品/（药物）中毒（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2倍）和自杀（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50%以上）。今天我们都知道，美国本土正在打一场21世纪的“鸦片战争”，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谈判时要将控制芬太尼列为重要议题的原因。美国药物毒品问题的根源，在于曾经制造业地区的大量人口无法实现有效就业，而知识经济对教育所需的高投入根本不是这些地区的民众所能承受的，他们的下一代已被隔绝在未来之外。

特朗普胜选后，《乡下人的悲歌》一书迅速在美畅销，这是出生于美国铁锈地带的80后J.D. Vance的自传，以其个人经历详述美国下层民众今天的生存现状，失业、酗酒、吸毒、普遍的离异和大量的非婚生子女问题已经旧工业区普遍到令人惊讶的地步，要知道，那些地区并非曾经落后，在1980年代之前，甚至是美国工业的中心。尽管Vance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耶鲁法学院的学业，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但通过他的叙述，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那种对自己家乡的绝望。

除此之外，美国仍是医疗成本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也是唯一没有实现人人医保的大国。在2016年时美国仍有2,800万人不能享受医保（桑德斯，2018），而此前由奥巴马力主的《平价医疗法案》，正是由于未能考虑到美国后60%人群根本无力承担多余的数百美元保险支出，进而被特朗普在参选时猛烈抨击，为其俘获了相当数量的选票。

这真是我们曾经了解的那个美国吗？但只有当我们了解上述事实，才能明白为什么美国的中下层会赞同特朗普废除《平价医疗法案》；才能明白为什么特朗普以各种手段威胁美国企业增加本土工人的工资收入、威胁美国跨国企业的制造业岗位回流时，会获得美国中下层巨大的支持；也才能明白为什么当美国舆论一边倒的认为是中国人利用全球化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时，特朗普还将获得美国中下层更多的认同。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上述观点真是正确的吗？上述做法真的能解决美国本土今天的问题吗？

美国衰落了吗？并没有。美国GDP仍然高居世界第一；2018年Fortune 500排名中，美国有126家企业榜，仍然位列第一，其中相当部分处于高端产业；美国仍然是高科技强国，除了芯片、软件之外，在国防、航天、化工、材料、制药等领域，仍有巨大优势。美国的基础创新能力仍然最强，大量的基础创新仍然出自美国的一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美元仍是世界货币，我们今天仍然处在一个美元体系的世界中。美国今天的富裕程度仍然令人难以想象，跨国企业高管动辙数千万美元的年薪，即便因经营不善或丑闻而离职，补偿金也可能高达上亿美元。而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制造者的华尔街精英们，在因too big to fall获得美国政府的救助后，仍未受到足够的约束，甚至大量的违法交易仅以美国特有的法律和解方式就可以结案过关。所以今天美国的问题究竟是一个美国国内的财富分配问题？还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究竟是只能靠逆全球化才能解决的问题，还是靠改革全球化的过往体系才能解决的问题？

二、美国历史的成就与当下的问题

民众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往往不是基于横向的比较，而是基于现实与历史的比较。美国20世纪的成就，不在于出现了一批超大型企业，或是获得了某些科技的领先，也不在于建立了人类最完美的政治体制或者实现了所谓的美元霸权。美国20世纪的成就，在于美国国民作为一个整体，共享了经济发展的璀璨成果，站在了全球的前列。这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文明能够对全人类产生巨大吸引力的根源所在。

1900年，美国白人男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只有48岁，而非白人男性只有33岁，而到了1940年，这两个数值已经分别提升到63岁和和52岁，这要归功于美国卫生、医疗体系的进步和普及。1900年，美国每100户家庭只有0.1辆汽车，而在1940年，这个数值达到了93辆，美国家庭当时拥有的汽车数量竟然占全球汽车总量的78%。而今天日常的家电，包括洗衣机、冰箱等，在1970年代，美国的普及率已接近100%。（戈登，2018）

美国的高中毕业率从1900年的6%提高到1970年的80%。1944年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惠及全美1,610万二战参战者，由联邦政府为这些二战退伍军人提供全额大学费用（戈登，2018）。在20世纪中叶，美国的高等教育曾经接近免费。1965年一所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平均学费是243美元。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明珠——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收学费。美国工人家庭的子女，完全无需承担今天平均高达3.5万美元的学生贷款（桑德斯，2018）。而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对美国政府资助的知识产权归属进行了重新分配，将联邦政府资助研究取得的发明专利权，转移给实际从事该研究的大学，再由大学将这些知识溢出并实现了商业化，最终推动了经济的创新发展。

这些曾经的制度，为美国之后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力爆发带来了充足了智力资源，推动美国从二战前的工人阶层社会转变为之后的中产阶层社会。美国曾有一个人人皆可攀登的阶梯，这是“美国梦”曾经能够实现的根本原因。